在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，英雄辈出，诸如吴起、乐羊、商鞅、庞涓、孙膑、苏秦、张仪、乐毅、白起、范睢、蔡泽、廉颇、蔺相如、李牧、王翦、李斯等人，或为名臣，或为名将，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，而他们都出身于士族这一阶层。吴国率先破除旧习，把上卿地位向这一阶层开放，任人唯贤，使立功仕进、荐举仕进、献策仕进等新的选官制度逐步完备，相信不止于吴国士族，天下游学之士都会因之而流向吴国，以谋取个人前程。
这一条政策本来严重损及固有利益的获得者，无论在哪个国家施行，都会遇到强大阻力，不过在吴国这股反抗力量极其有限，因为吴国上卿、上将军几乎都是刚刚从士这一阶层提拔起来的，他们占据了吴国统治力量的八成以上的席位。吴国王室、世卿贵族本来就比较单薄，公子光为夺王位杀掉了一批，又把其他世卿大多迁离封邑，统一约束在姑苏城中就近看守，进一步削弱的世卿的力量。他的儿子夫差为守姑苏再次杀掉了一批，等到庆忌登位，许多与公子光父子交往密切的世卿又靠边站了一批，所以阻碍力量微乎其微。
其次是官吏任职制度，文武分职、政兵分开。暂时来讲，仍由相国统慑文武，但是在制度上，已经明确了相国为百官之长，元帅为百将之长，文武分途，军事和行政明确分工，只是元帅一职暂由孙武兼领罢了。
“官分文武，王之二术也”，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。因为文武分职，大臣的权力便会分散，一方封疆大吏，便不能上马管军、下马管民，地方上的赋税军队、司法民役不能由他一把抓，便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，同时，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，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。这样，既能保证君主的统治，又可使文臣武将各自发挥专长。
第三项，则与削弱世卿，重用士族、文武分权这几项政策改革相呼应配合。一是将吴国现在尚无封君，或在内战之中已经先后被公子光、夫差屠族灭亡的公卿们的封邑不再转封于其他公卿，而是收归国有，变为郡县，由采邑分封制渐渐向郡县制转变。同时军屯、招纳的游民开辟的新田、建筑的新城、开疆拓土获得的新的土地，今后一概设郡建县，由朝廷自士族中选拔贤明，派驻流官，由朝廷越过封君这一阶级直接统辖。
二是对于吴国现有的封君世卿，仍保留他们的世卿继承权力，维持原有制度不变，可是因为文武已经分职，把职权细化到了不同官吏身上，于是他们在其封地内的统治权便大幅削弱，既不能管军，又不能管民，只是享有其采邑上的农业赋税征收权而已。
第四项，则是民政。详细规定了民役、民赋、土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政策。公开废除已明存实亡的井田制，开阡陌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买卖，由大司徒主持重新丈量全国土地，地主按田亩数纳税。重视开拓新田，奖励耕织，降低田税。
第五项，则是商政。鼓励通商，但是对商人经商的种类，哪些可以经营、哪些不能贩卖以及行商、贩运、纳税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。
第六项，则是建立法典，明示与众。对官吏、士民、商人在各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做出界定和治裁标准。
第七项，则是军制改革。军制改革独成一个系统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曾在鲁国效野召集残兵宣布过的话，“奖励军功，建立军功者，平民亦可封爵。”此外还有春秋两季农隙田猎习兵、冬季演武练兵的的军训制度；军纪、军法制度；军阶、军爵制度；兵符调兵制度；军赋、征兵制度；以及常备军制度等等。
这其中大部分变法内容已经制定的非常详细，只有第五项制定法典，暂时还只是一堆待修订意见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庆忌是知道唯有以法治国才是当今天下走到了春秋末期，即将进入战国之始的最适合国家发展的根本之道的。后世的统治者们不管将其治国方略披上了哪种学说的外衣，在它的骨子里，法的作用都深入其骨髓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李俚重法，使魏强大，商鞅变法，使秦强大，只要能将法坚持下去的，都会出现显著成效。秦国正是通过法治将国家的资源高度集中起来，正是通过奖励军功，以敌人的人头论赏，把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，才得以在七雄角逐的险恶环境中脱颖而出。而东方六国恰恰相反，所谓的“仁义”不但没有让他们强大，反而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和包袱，以至于瞻前顾后，束手束脚，使国家积于贫弱。
只不过秦国觊觎天下时，以耕战立国，以刑杀立威，这是马上打天下，合乎国家需要。但是，天下一统后，正是民心思定，盼望统治者能改善他们的民生，过上涣然一新的新生活的时候，秦国却不知变通，仍是骑在马上管天下，这才功败垂成。
对历史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，总是那些身在历史之外的人。因为已经既成事实的失败和成功，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判断先人政策的得失利弊，然而无论他们得出怎样的结论，却都只能是一种假设而已，毕竟历史已经成为过去。但是庆忌很幸运，他是从局外走进局内的人。
适合这个时代的法与后世还有相当大的区别，他既不能生搬硬套后世详细的法律制定，更不可能神经错乱，在这个时代搞什么三权分立来给自己刨坟，很大程度上，他得依靠当世的人，来立当世的法，以维护吴国统治阶级的利益、维护他庆忌的王权。
可是立法乃国之大事，因少有前人资料，当世有些主张以法治国者的文章，也多是讲其优劣，夸夸其谈，涉及具体而微的条条框框法则的少，赤忠身为大司寇，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放下剑盾拿起竹简，整天领着一帮士师老朽在那里逐条研究法典立项，听得晕头转向，忙得焦头烂额。看他模样，确实很难担当得起如此重任，庆忌偶尔去他那里一趟，见到他抓耳挠腮的模样都不免替他着急。每当这时庆忌都恨不得立时插翅飞到鲁国去，把那与孔仲尼打过擂台的少正卯抓到吴国来替赤忠做了大司寇，免得他为难的半死。
不过这几项新政国策虽然还有许多漏洞和不足，庆忌还是趁着吴国新立，推出新政阻力最小的机会把它们推了出去。他并不指望一下子就能制定一个无懈可击、一劳永逸的方案出来。记得在他那个时代，“关于某某年某某号令的补充意见”，“关于某某某的附则”，“关于某某某的补充条例”都层出不穷，何况他这创前人所未有的改革者？庆忌不怕不够全，就怕不去做，政策先制定下来，框定了大方向，再逐步补充完善便是。
至于废除奴隶制等方面，那些奴隶可是别人的私产，庆忌毕竟不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，是不可能强行废除的，这些方面就得用些温和手段进行诱导，渐渐改变目前现状。比如禁止购买新奴、贬奴、卖身为奴，立军功者、发明新式农具者可免奴籍等措施，再加上士族为官，流官增多，世卿减少，现存奴隶也会逐渐减少，当可渐渐使这一族群成为过去。
庆忌的变法新政耗费了他和朝中大臣们的大量心血，去芜存精、增添新意，确实是部好经。可这念经的人若不合格，那就成了歪经。执行过程中，办事官员执行能力如何、应变能力如何、是否胜任职务便成了变法成败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庆忌最担心的便是所托非人。
他麾下旧人中多是武将，现从士族中提拔起的新人能力如何尚有待观察，可以放心使有的贤能之士便成了凤毛麟角。人才的贫乏，成了庆忌的一块心病。以致他赶到东殿群藏宝库，亲自挑选准备由使节带去秦国、鲁国向诸公室之女行纳聘之礼的珠宝时，犹自想着这个问题。
“范蠡、文种……，要说民政、经济，在我麾下，再无一人比他们更加擅长此道，若是这两个人投奔到我吴国来，那可不啻于寡人的左膀右臂，如今楚国的发展已经与原来历史有所不同，也不知这两个家伙在楚国混成什么模样了。怎生想个法子，把他们弄到我吴国来才好……”
庆忌站在宝库中，两眼望着琳琅满目的楚国财宝，又惦记起了楚国的人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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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山之南，楚都郢城。原本热闹非凡的楚都如今一片凋零，由于国库空虚，城门税翻了近十倍，进城的人少了许多。
荆楚一代土壤肥沃，农业发达，工商业亦极具规模，而楚国地大物博、国力雄厚，若休养生息，未尝不能于厄境中重新崛起，可如今楚国令尹费无忌急功好利，只想快点充实他眼前的利益，拔苗助长，心致弄得郢都更加萧条，朝中臣子如今多是他的人，楚王又因年幼不能亲理朝政，只能由得他胡作非为。
令尹府，百余名武士护拥着一辆马车刚刚进入前院，马车甫一停住，便有一名佩剑武士快步迎上来，打开车门，放下踏板。
费无忌慢腾腾地自车中走出来，掸了掸衣袍，施施然地下了车。他的脸色红润，身上隐带酒气，显然是刚刚赴宴归来。后边车上有人搬下两口箱子，未经他指示，便轻车熟路地送往后宅。
“恭喜大人，越人又给您送了一份厚礼呀。”那年青武士瞄了眼沉重的箱子，向费无忌笑道。
“呃~”费无忌打个酒嗝，一拍那武士肩膀，哈哈笑道：“嗯，李寒呐，老夫没有用错人，你还真是够机灵，哈哈，越国皋如果然还留了后手，老夫只略示为难，他便乖乖地再度送上了一份大礼。若不是你一言提醒，老夫可就便宜了他。”
原来这青年武士竟是李寒，他知夫差大势已去，专毅孤身入庆忌军营刺杀庆忌，让他独自返回姑苏时，他思忖再三，干脆不告而别到了楚国，如今投靠到了费无忌门下，凭着他的才干投其所好，很快成了费无忌身边不可或缺的心腹。
“大人过奖，大人过奖，大人，文种、范蠡又向大王进言了，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，抨击大人治国方略，要求大王宽厚待民，休养生息……”
李寒还未说完，费无忌已然大怒，勃然道：“两个不识时务的混帐东西，老夫不见他们半点好处，还在朝中百官中挤出两个中大夫的职位赏给了他们，这两个匹夫，不知感激，还要处处与老夫做对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李寒阴阴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两个人不识好歹，大夫既看着他们不顺眼，何不干脆打发了他们，来个眼不见为净呢？”
费忌极吐出一口浊息，沉吟道：“这两个人，多少也曾立过些功劳，人望口碑也不错，再说他们职位低微，老夫若去寻他们麻烦，不免自堕身份，叫人耻笑……”
他说到这里，忽见李寒一脸成竹在胸的微笑，不由一愕，随即指着他大笑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可是已有妙计在胸，快快说来，休要卖弄！”
（未完待续）